中国人用印的历史是非常长的。中国现在发现的印章，最早可至商代。

春秋战国时期的印章，已不胜枚举。

而且因为各国文字的不同，以及玺印使用传统的不同，各地都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晋系、楚系、燕系、秦系……等不同国家的印章都不同。熟悉战国玺印的人，在没有识别出印章内容的情况之下，就完全可以根据印章的风格，将其准确归类。

流落日本的这方印章，是一枚燕系的战国玺，特点是印面大，布局灵活，印章内容为“日庚都萃车马”。

此印于1892年出土于河北易县，后被晚清著名学者王懿荣以150两白银购得。可见此物一出土，就引起了当时金石学家的关注，而且价值不菲。

在历史上，对于此印最初的交易时间和价格还有一种说法，即王氏于1896年以600两白银购于易州裴某处。前后的价格记载相差甚大，但此印价值不菲是不容置疑的。

我们这里单说了150白银和600两白银可能大家没什么感觉，那么我就再说说当时候北京的房价吧。当时在北京内城买房，60两能买一个八檩的大房，也就是说这个铜疙瘩随随便便就能在北京城内换好几套房。

印文中的“日庚都”为战国时燕国地名，“萃车”即副车。由此判断此印为烙马印，所烙之马为“日庚都”官署副车所用的马。此玺钮部中空，可安装木柄，也是其作为烙马印的佐证之一。

可惜的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此印被日本人藤井善助买了去，现藏于日本京都有邻馆。

因这枚印的艺术风格极其突出，且是极其罕见的烙马印实物，因此国内的很多印学家对此印的一枚印蜕都奉为瑰宝。日本得知这个状况后，就开始动手卖印蜕，一方印蜕1万日元，比印钱都快。

对于烙马印来说，历代的金石学家都知道其存在，但从未见实物。此印的出现弥补了这个遗憾，但可惜它又落入了他国，再生了一个更大的遗憾。

其后又有其他的烙马印弥补了这个空缺，如灵丘骑马、曲革、遒侯骑马、夏骑等。尤其如遒侯骑马、夏骑等不设边框的朱文印，又为印章提供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可能。可即便如此，也替代不了“日庚都萃车马”的价值。

这方印章独特的布局，令近代很多印人都为之着迷，很多人都争相效仿。

（有寿而享诸福，此印就是模仿其章法所刻的印）

艺术作品的布局，在文学上叫“谋篇”，篆刻上叫章法。

徐坚在其《印戋说》上说“章法，如名将布阵，首尾相应，欹正相生，起伏向背，各随字势，错综离合，回互偃仰，不假造作，天然成妙。”这方玺印在章法上的一张一弛非常奇妙，印文中部及上部的大面积留白与左面、右面、下部及上部的厚边框相呼应，构成一个罕见的“U”字形布局，实非当下印人可破之格局。

“日庚都萃车马”六个字采用“左三右三”式非常正常。但这种六字章法，如果安排不妥极易形成左右僵持的状态，极易流俗气。

但在此印中，它将“日”字安排的稍向左，使“庚”字整体向右逼近，有种欲要冲出却被边框拦住之状，很有动感。“都”字的最大化处理和“马”字的稳实，使整方印的重点都集中在下面了，这样整方印就不会出现不稳当的局面，给处理其他字与字之间的关系打好了基础。

“萃”字的厚实在整方印中也极明显与“都”字左部形成呼应。“车”字左移，似有意避开与“萃”字、“马”字一条线形成僵局，而又与“庚”字的右移构成左顾右盼之势。把中间的大块空白留让出来了，这就使整方印充满了动与非动、静与非静之气魄。

仔细观察就很容易发现整方印的左部分和右部分均有八个近乎平行的长短不一的线段，右部分的“日”字当中的一横，“庚”字中的两横及“都”字的左部分延伸出来的落在最下面的一横，它们四条几近平行僵直的状态，却又被“都”字右部分的四条灵动的若断若续的富有节奏的线条冲破，这样就使整个右部分的局面在整体上处于静之中。但在静中寓着长久的欲动之势，还和左部分形成一种牵制。

印的左部分也极有特色，“车”字与“马”字就有八条近似平行的线段，把“萃”字单独让了出来，仅由“车”字和“马”字来承担，利用线条长短不一的特点，打破了整齐划一的局面，非常难得。

此印文紧靠四周分布，中间呈空虚状相互揖让，巧妙布白，非常大胆。如古画中的高山抱泉，给人一种闲雅的厚重之感极其难得。

现在有不少专家说，汉印的制造者都是工匠，我本人对此并不太愿意相信。因为在战国时期，全国识字的人并不多。印章作为一种重要的凭证，怎么会随意找一个工匠来完成呢。退一步讲即便是工匠所为，那么治印之工匠在当时候的地位也一定是不同寻常的。另外治印者本人对于当时文字的熟练程度，要远远高于当下之人。在限制和框架极少的情况之下，出现如此精品，也在情理之中。

笔者也曾多次临刻过此印，选用的是5x5的印石，每次都难得其妙。越得不到理想的效果，就越为此印流落他国而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