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纪英

“如何减少贫富差距”，近年一直是各国政要以及经济学家关注的显学。

自1969年初设奖项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多次“惠顾”这一研究领域。

1971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俄裔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曾在1955年提出了著名的倒U型理论——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呈现倒U型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善”。

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社会贫富差距很小，大家共同贫穷；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但是，当经济进入到高水平发展阶段时，贫富差距会反向缩小，社会进入共同富裕阶段。

尽管倒U型理论在经济学界的拥趸众多，但对这一理论的争议也多年未消，经济学家们为U型还是倒U型争论不休，比如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自麻省理工的经济学伉俪Abhijit Banerjee和Esther Duflo，就提出了相反的U型曲线；而务实派更为关注的则是，倒U型曲线的拐点何时到来，何时能从左侧的“恶化”，转到右侧的“改善”？

由全球开放型研究机构罗汉堂研究团队和多位学术委员会委员联合撰写的《新普惠经济：数字技术如何推动普惠性增长》（以下简称《新普惠经济》），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尽管本书由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本特·霍姆斯特罗姆、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迈克尔·斯宾塞坐镇指导，但全书并非基于理论假设，而是聚焦中国实际，由翔实的数据和案例构建实证研究，最终指向了一个真相：数字技术有较低的采用、渗透门槛，数字化信息具有非竞争性、接近于零的边际生产成本，因此数字革命具有普惠性，可以显著减少贫富差距，成为中国精准扶贫大计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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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流：购买力相对提升

扶贫，一直都是中国政府主抓的核心命题，从1978年至今四十余年间，中国已有近8亿人口脱贫，对全球扶贫事业的贡献率高达八成以上，而2020年，更是精准扶贫收官之年。

首先，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何为贫困人口，贫困线到底是如何划定的？

所谓贫困线，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所必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

一言以蔽之，贫困基准线与购买力密切相关——在收入水平不变的前提下，购买力的相对提升，意味着贫困率的降低。

过去，由于中国市场幅员辽阔，多数大中品牌不愿意扎入下沉市场，导致了这一区域产品和品牌供应的相对短缺。但电子商务改善了这一状况，为下沉市场打开了海量的商品供应之门，普遍性的提升了下沉市场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

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10月，47%的淘宝用户，52%的拼多多用户、40%的京东用户来自三线城市以下市场。而随着阿里通过淘宝特价版、聚划算，京东通过京喜等加速布局下沉市场，这一占比可能会持续走高。

易观10月中旬发布的《9月移动App TOP1000榜单》显示，淘宝特价版APP以高达43%的月活环比增幅，首次跃居MAU超千万APP中综合电商第1。另据Trustdata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9月，下沉市场净增的特价用户已有30.9%流向了淘宝特价版。

有趣的是，电子商务的普及也在勾画倒U型曲线——最初，电子商务自上而下，先从一二线城市起步，因此，早期的电商用户中，一二线人口是主导力量。但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其触角不断纵深下探，县城乡镇市场的增速占比逐渐反超一二线市场。

罗汉堂的数据显示，从2011年-2017年，欠发达地区网上购物的年均增长率，已经比发达地区高出了13%。

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则报告表明，相比于线下供应充足的一二线市场——将收入的18%和17用于网购，线下渠道短缺的欠发达地区，对于网购的热情更为高涨，三四线城市的居民会支出收入的21%和27%用于网购；而获得“更多种类的商品”，则是三线城市过半用户选择网购的首要因素。

供应的充足，必然性的导致了产品价格的降低和居民购买力的相对提升。淘宝、天猫的数据显示，从2011年到2016年，每种产品包含的标准产品类型，起码增长了两倍有余。

而供应的丰富，加剧了竞争的激励性，也必然性的带来了更高的性价比，这一假设，无论是在美国和中国都得到了初步实证。

哈佛商学院的副教授阿尔贝托·卡瓦略201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力证，“亚马逊效应”—— 以亚马逊为代表的电商 —— 在与线下零售商的竞争中，双方为了获客大打价格战，而且数字经济还显著提升了供应链的效率，缩短了商品流通的环节，挤压了中间水分，这是美国物价涨势不高、通货膨胀温和的一个原因。

在论文中，卡瓦略统计了过去十年美国商品的价格调整数据，在排除营销活动的临时折扣价因素外，线下调整商品价格的周期在 2008-2010年是6.7个月，但 2014-2017年已经下降到3.65个月。

而有了电商平台的透明价格作为标尺，线上线下的商品定价日益趋同，不同地区的定价也趋于一致，最终延缓了终端零售价的整体提升，抑制了通货膨胀的上行，下沉市场用户的购买力同步的相对提升，也对应着贫困程度的反向下降，这是以电商代表的数字经济扶贫脱困的正向外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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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提升绝对收入水平

相比于购买力的提升，以电子商务、金融科技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更被津津乐道的价值，是助力不发达地区，实现了经济收入的绝对增长。

《新普惠经济》的主要作者、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教授认为，数字经济的一个显著特性是进入门槛低，下沉市场群体也有机会参与其中，最终自下而上实现了全民性的普惠普及。

而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家也在本书的《序言2》中一致认为，电商巨头以平台模式设计出来的低门槛生态系统，对资本和数字技能的要求都很低。

这并非偶然，而是平台的有意为之——门槛越低，电商生态的潜在增长规模就越大。

随着电商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在淘宝开店的门槛，要比线下开店低得多，既无需高额的门店租金，也无需高昂的广告投入，一份调研显示，95%的淘宝网店的启动创业资金，低于1万元。

如今，淘宝上的中小微企业以及初创企业已经超过了1000万家，许多原本只能土里刨食、出外打工的农民群体，也能来到淘宝开店，农货上行的通道就此打开。

阿里官方数据显示，自2017年12月阿里巴巴脱贫基金成立以来，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含已脱贫摘帽）在阿里巴巴平台网络销售额已超过2000亿元。

山东曹县就是典型之一。

曹县位居山东河南交界之处，很长一段时间，都蜗居在中国贫困县的名单里。

但最近十年，曹县不但摘下贫困帽，还成为了全国有名的富县。国家统计局2018年的数据显示，曹县丁楼村的人均年收入超过10万，大幅超过北京上海，几乎是广州两倍。

而引发这场蝴蝶效应的正是电商经济，从2008年丁楼村开出第一家淘宝店，到2013年，曹县政府借鉴丁楼模式，号召全县开足马力挺进电商赛道，如今的曹县下辖淘宝村113个，已经成为仅次于义务的全国第二大淘宝村集群。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随着农村电商的大发展，就业机会也越发广袤，正当风口的直播带货，就是典型代表。

9月21日，淘宝联合《中国青年报》发布的《淘宝新农人主播报告》显示，淘宝直播上的新农人主播已经超过10万名，足迹遍布了全国2000多个区县。

上述报告显示，1位农民开淘宝直播，就能带动村里10位农人就业致富，而淘宝直播上半年已经帮助了100万农民就业致富。

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平台日益强大，持续释放出诸多互补性资源和普惠性红利，在整个数字生态系统里扶贫补短，持续助力系统角色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扶贫不只是授人以鱼，还要授人以渔，这些资源包括教育培训资源，比如自2006年成立淘宝大学之后，阿里联合各大部委，以及地方政府，先后推出了多期针对贫困地区官员群众的扶贫培训班。

目前，淘宝大学的在线课程对于贫困县区的覆盖率高达99%，每年开设超过2万场在线直播课和3000余场录播课，还在全国28个省、880多个县开设了线下扶贫培训班，持续降低农村电商的创业门槛。

不仅阿里，其他电商如拼多多、京东、苏宁等等，也在紧跟其后，探索类似模式。

还包括普惠金融的支持——在线交易积累的丰富数据，推动了贷款从昂贵的“抵押模式”，向优惠的“平台模式”的转型，大量徘徊在传统融资模式之外的中小微企业以及个人创业者，得以走进普惠金融的大门。

对此，陈龙有过精辟总结，“没有信息奇迹就没有小额信贷的奇迹”。

而2015年成立，由蚂蚁金服作为大股东发起的网商银行，基于丰富数据的加持，其定位就是“普惠金融、服务小微、服务三农”，在成立当年的9月，就上线了农村金融产品“旺农贷”——一款纯信用无抵押无担保贷款。

前述的曹县电商产业，正是普惠金融的受益者之一。2018年6月，为了解决当地农村电商企业的资金缺口，曹县联手蚂蚁金服，开展“互联网+农村金融”探索，为农村用户、小微企业、创业大学生等提供专项资金，授信额度高达十亿元。

金融助力之下，曹县电商业务蓬勃发展，目前较大规模电商企业超过4000家，网店近6万余家，不少店铺年收入达到几千万甚至几亿级别。

值得一提的是，《新普惠经济》一书提及，数字经济对于扶贫脱困中的重点群体，如女性群体、残障群体、中老年群体、低学历人群，同样也具备普惠效应。

2018年数据显示，淘宝上的女性创业者占比43%，比例在过去十年中显著提升；而45岁以上的中老年创业者，则从2015年的9%提升到2018年的45%；仅仅2016年，残障人士在淘宝上开设的店铺就多达16万家，创造了124亿元的销售额；而针对中国家庭的金融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从事电子商务的小学学历或初中学历创业者，收入水平逼近不从事电子商务的大学毕业生；等等。

一直关注中国扶贫进展的国务院参事汤敏，亦有同感。他在10月29日举办的《新普惠经济》新书发布会上说，电商平台助力农产品销售、普惠金融扶持小微企业和农户等，都是探索科技扶贫的力证。

数字经济处于进行时态，对于数字技术的拥抱甚至恐惧都将持续，关于数字技术与贫富差距关系的探讨也未有定论，但正如马云在《新普惠经济》序言中所说，“机器不能也永远不会替代人类，因为推动我们前进的终极力量是人类的爱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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