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面加载中...

云掌财经,让你更懂投资!

上证指数

深证成指

创业板指

上证50

打开APP

被消费贷绑架的90年代日本:巨头狂欢,小民死扛,饱食穷民

文 | 小象冒冒

01

你也许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见过美国爵士时代里疯狂的享乐主义,可即便如此,在许多人眼中,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日本相比,那也只是小巫见大巫。

1987年之后的4年是日本经济最辉煌的年代,经济连续51月的高速增长,有赖于消费引擎声浪轰鸣作响。日本政府在1989年推出了消费税,但丝毫没能放缓人们花钱的欲望。代表着精英生活的高尔夫球,一跃成为了全民运动。就连普通公司里的小职员都忙着办会员卡、练习挥杆。彼时,有厂商推出镶钻球杆三件套,售价1亿日元,没想到,3天内,发售的650套球杆一抢而空。

1991年,日本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戴安娜王妃数次访日,在数万民众涌上街头围观王妃的同时,王妃同款的垫肩夹克,一跃成为奢侈品店的爆款。

十八九岁的年轻女孩,成为了东京银座另一种炙手可热的“商品”。想在六本木吸引她们,丰田SOARER保底,大奔最管用。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们因此热衷贷款买车,哪怕利息高达50%。日本第一批月光族诞生——人均6张信用卡在手的日本,1991年的金融消费总值高达1.7兆日元。

这汹涌的潮声,直到1991年才逐渐放平。随着经济泡沫的破碎,日本百业俱废,但是消费习惯仍然以惯性前进,消费贷一路狂飙。1992年,泡沫破碎的隔年,日本最负盛名的放贷企业武富士,在新宿地铁站边兴修了新的总部大楼。

大厦顶部,圆钱方孔,像是钱币,又像是一只凝望着东京的发光的眼睛。

武富士创始人武井保雄,就站在幕墙后面俯视众生。彼时,在《Times》封面,日本券商,正骑着火箭飞向天空。

1974年,武井保雄的武富士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武富士外号“日元商店”。“日元”在这里的意思是商品,透支未来去消费,在畸形的企业文化里被放大为一种美德。日本银行领导放话:

过去,你们的任务是储蓄;现在,请拼命贷款。

80年代,银行员工背上一年放贷一亿的KPI。崇尚超前消费的“刹那主义”流行全国,在斐济和巴厘岛,遍地都是等排婚纱照的日本人。武富士在街边放了许多台无人签约机,贷款和取款一样简单。没有人的时候,那些浸泡在夜色中的机器,每隔几秒钟,屏幕就会亮一下。

中央的彩色屏幕里,女星细川直美唱到:“我最喜欢闪耀的你。”

与闪耀屏幕相伴的,是高达4.5%的失业率和普遍下降的薪资。1991年到2000年,被日本人称为失去的十年。失去的十年间,日本个人消费占GDP比重超一半,欲望和实力中的中空地带,消费贷,这块刷子上的海绵,被越挤越扁。

而另一面,1998年12月,武富士在东京上市。次年,武井保雄压过孙正义,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首富。

令这位首富预感确不能承认的是,当坏账悄然间攀升;当卖血、卖肾成为催收电话里的关键词;当许多奋斗的上班族流浪街头,他的摩天大楼的崩塌,再也不可遏制了。

2002年,一位在武富士贷款超1000万日元的出租车司机,带着油桶闯入了门店。大火最终烧死5人,烧伤4人。2006年,武井保雄因为非法窃听被抓。

同年,日本最高法院规定,所有消费金融年利率必须在20%以内,贷款额不得超过年收入三分之一。规定还要求,退还以前超收的利息——这意味着武富士便要向约200万人,退还240亿美元。

随着消费贷大刀阔斧改革的到来,许多而今听来不可思议的故事,终于飘散在了风中。比如,每天身旁围拢着雄赳赳的年轻人,被大声喊着“爸爸”的大亨武井保雄。比如,总是在沉默中忽然停住的东京地铁中央线。

在一个工资无法解决户口,只能仰仗消费贷的年代,跳轨事件就像是90年代风靡的动画《名侦探柯南》里的凶案一样,稀松平常。

02

这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2020年,消费贷在这片大陆上的年龄不足7岁。

2014年,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消费贷的元年。当年,京东有了白条,蚂蚁有了花呗。在此基础上,现金借贷产品京东金条和蚂蚁借呗又相继出现。

据京东数科和蚂蚁集团招股书显示,这两家公司的消费贷业务有超过4亿用户。

除了巨头,还有无数的小额贷款公司。据央行数据,截至2020年6月,全国共有7333家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8841亿元。另一个数据是:2015年我国居民杠杆率是39.9%,而到了2020年6月后,已达到了59.7%。

中银研究指出,杠杆率上升的第二大要素,就是新消费金融的野蛮生长。

根据头豹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相关数据,互联网金融平台市场份额为37.2%,占据首位;传统商业银行凭借资本金优势,市场份额为13.7%,占据第二位;网贷平台、消费金融公司和垂直分期平台的市场份额分别是9.6%、9.4%和8.3%。

手握上亿用户的流量巨头们不约而同地看重了金融。不管是哪一家网贷公司,都习惯用获得现金后的“美好生活”去掩盖借钱带来的开支压力和道德压力。教导消费者要学会花钱,成为了互联网企业们必备的产品逻辑。

在他们的“引导”下,中国的年轻人确已形成了超前消费习惯。一份《2019年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显示,全国接近2亿90后中,只有13.4%的年轻人没有负债,有86.6%接触过信贷产品的90后,负债率是41.75%。

融360也曾公布数据,中国使用消费贷款的人数中,近半数都是90后,在亚洲同龄人中排名第一。这批90后中,包含那个在青岛自杀的、河南某经济学院的男孩儿、也包括那位在窗台纵身一跃的21岁山西女孩儿。

蚂蚁集团此前公布的招股书显示,以花呗和借呗为主营业务的微贷科技平台,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收285.86亿元,创造了四成营收。

03

消费贷能扩大内需,加速财富源泉流动的进程。作为工具,它并无过错可言。

但是,以利益为驱动,没有互联网金融平台,愿意真正讲解它背后的意义。换句话说,即便有人真的读完《消费贷须知》、读完法律条文、看懂警示广告,即便他们跳过诱惑力十足的宣传片,也没有人教授最核心的借贷群体,如何生活:在网络工具上,90后、95后是比任何前辈都高明的深度用户;但是在处历世事、反馈压力上,他们是人间实实在在的菜鸟,初学者。

互联网,也实实在在改变了货币在我们手中流通的方式。过去,能谈得上超前消费只有车子和房子,日常消费很难加杠杆。但透过互联网金融,通过精准匹配和法律迂回,就能让我们手里的闲钱,毫不费力地加入到经济循环。

而另一方面,社交关系软件架设的新型关系链,推动着超前消费的加深。中国人讳谈收入,却重视消费的心理暗示。

据麦肯锡2020年4月的数据,中国贡献了全球奢侈品消费的三分之一,其中28%由90后包办——朋友圈的攀比眼神是高消费的重要推手。

毕竟,相比于长期有价值的事情,大部分年轻人,会更愿意寻求短期欲望的满足。

实际上,我们中的年轻人“穷”的吓人。不妨看看这两组数据:

一组数据是“平均收入”。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随机抽取7万份样本,推算出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有5.47亿人,1000-1090元的是5250万人,1090-2000元的有3.64亿人。

这10亿人,在任何二线以上城市,可以说生活都成问题。他们凭什么借钱?他们,又去哪儿找钱还?

另一组数据。关于中国“零工”的数量。根据2020年政府的公开数据,国内零工经济,容纳了2亿人就业。

这2亿人的生活状态,就如罗振宇口中“U盘”,可以自由地接入组织。随着本地生活等平台经济的渗透,他们接一单挣一单的钱,没有储蓄和预算,更没有社保的概念。

他们的生活,可以用两个字概括——“穷忙”。打零工看似时间自由,但其实质是无止尽地奔忙,没有扎根城市的可能性。

我们再把目光移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日本。彼时日本自杀数据快速上升,金融部门的数据则显示几大消费贷款公司客户占自杀人数的25.5%。一个叫做斋藤茂男的记者写了一本书,叫做《饱食穷民》——寥寥四个字,写尽一代人的哀愁。

他在书中说:

一方面,“刺激欲望的宣传像洪水一样席卷,我们来不及思考,就被卷入其中。”

另一方面,“我们就像是骑着随时会倒下的独轮车,背后不断逼近着不安,非得骑到累倒。”

这是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中国,年轻人依旧选择以身份外化的形式生活。抖音、快手、零售软件和社交软件,成为新的资讯来源;商业,成为他们理解消费份量的新的“教育系统”。

他们在夜晚滑动屏幕,他们在白天奔忙不休,他们蜗居的住地,成为成为城市中智齿一般的存在。他们小小年纪就被叫作师傅,他们被“凡尔赛”和“打工魂”支配着内卷的生活。

“这儿的土地基本上是平坦的,景色单调,村庄与村庄之间看不出什么两样……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个社会并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产生贵族阶层?”1981年,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凯特利来到河南安阳,在给家人的信中写到。

他无法想象的事情是,在接下来不到40年的时间里,这里的GDP增长44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了2018,消费对这个国度的GDP的贡献率达到76.2%——和其他的发达经济体一样,中国开始以消费为核心引擎。

戴维·凯特利无法理解的是,消费这只引擎上,甚至还能长出一只只肥大的“蘑菇”。“蘑菇复蘑菇”。

人们的生活,被科技和欲望发酵着。只是,消费主义、新消费主义催生的未来图景,会是怎样?巨大浪潮奔涌的节奏由谁掌控,又有谁,能看见其中渺小个体的命运?

也许,只有手握权柄者知晓;也许,就连他们,都管不着。

以上内容仅供学习交流,不作为投资依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点击查看风险提示及免责声明
打赏

评论

暂时还没有评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