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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生罚款正式落幕!计划生育,来到历史转折点

1990年央视元旦晚会上,很多人都对一个小品赞不绝口。

黄宏和宋丹丹扮演的夫妻俩,用一口浓重的东北腔,把逃避计划生育、超生四个女儿跑遍天涯海角的窘态,展现得淋漓尽致。“海南岛”、“少林寺”、“吐鲁番”这些名字,也成了那个时代的笑料。

演这个《超生游击队》的时候,宋丹丹正怀孕五个月,非常贴切。这个小品之所以受到欢迎,演员的演技过硬之外,还在于当时的大环境。

1981年,国家计生委组建。次年,计划生育被写入十二大报告,并落实到宪法,“夫妻双方实行计划生育”成了一项法定的义务。

那时候,超生不仅违法,还得罚款。为了躲避计生人员,很多人只能逃到山里、逃到外地,过着“游击队”一样的生活。

这是时代留下的烙印。

1

社会抚养费,再见

“超生游击队”那样的场景,再也不会出现了。

最新的消息传来,就在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简称《决定》)。在其中,明确提到一点:

取消社会抚养费。

与此同时,《决定》中还提到要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

这意味着,征收了近40年的社会抚养费将成为历史。

毫无疑问,这个政策出来后,那些原本背负着“超生户”名头的家庭从此将卸下重担。有人还问到,之前违反规定生育三孩的,是否还征收社会抚养费?以前征收的是否退还?

这个问题,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也给出了官方回复:

已经依法作出征收决定并执行完毕的,应当予以维持;已经作出征收决定但尚未执行完毕的,已经征收部分不予退还,未征收部分不再继续征收;尚未调查或作出征收决定的,不再受理、处理。

已收的不能退,未收的一笔勾销。那些早早交了的,估计得拍大腿了。

在我国,社会抚养费的概念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作为计划生育政策下,一种约束生育行为的重要手段,社会抚养费一开始叫“超生罚款”。1992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

再到2000年3月,中央8号文件明确规定实行征收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也是在那一年,财政部和国家计生委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将“计划外生育费”改为“社会抚养费”。

从“超生罚款”到“计划外生育费”,再到“社会抚养费”,名字可以改换,但计划生育的“财富密码”没有变。

新华社2014年就曾报道,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共征收的社会抚养费超过1.5万亿元。尽管外界一直非常好奇,这些钱,去了哪里?但很少有公开的数据。

与此同时,在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过程中,一些问题也层出不穷。

第一财经曾做过统计,截至2020年12月8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社会抚养费”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检索到38万份文书。在这些文书里,最高频的关键词是:

程序合法、不履行、催告、查封、冻结。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2014年,知名导演张艺谋夫妇因非婚生育3个子女被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及社会抚养费共计748万元。

除了张艺谋这样的有钱人,被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也有贫困家庭。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将他们的孩子挡在户口本之外。

2013年7月23日,广西人何深国在计生局门口持刀杀死两人伤三人,后被法院判处死刑。事情的起因,正是广西东兴计生局以何深国未能缴纳社会抚养费为由,拒绝给计划外超生孩子办理户口登记。

2014年3月3日,37岁的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因为缴不起4个孩子22500元的“超生罚款”,用美工刀片割断了自己的手腕,自杀身亡。

随着社会抚养费时代的结束,这样的悲剧,也将走向过去式。

2

从“不让生”到“鼓励生”

取消社会抚养费的背景,是三孩生育政策的全面实施。

回过头来看,短短几十年,生育政策已经出现了巨大反转。

建国初期,“人多力量大”的风潮下,中国的人口开始野草般疯长。到1971年,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中国城乡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没过几年还出台了独生子女政策。

一场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运动”在全国各地蔓延。

“超生罚款”这些经济措施之外,强制上环、结扎、引产等绝育手术也被捆绑在“计划生育”政策之上。

根据国家卫生部数据,1983年,全国男性结扎人数就有451万人,女性结扎1607万人,人工流产人数达到1437万。

而且,据新华社2007年报道,中国15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中,有5万人不具备医学执业资质;部分服务机构建设不规范,设备陈旧。

笔者的一个亲戚,当年就是超生户。那时候,他家的电视、家具等经常不翼而飞,他母亲为了躲避计生工作人员的追查,常常半夜翻墙,摸黑出走。

但不可否认的是,计划生育的作用确实立竿见影。1982年,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5.68‰,到2015年,这一数字已经降到4.96‰。

我国的人口,确实得到了很好地控制。

但与此同时,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进,中国人却好像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了。

公安部发布的《二〇二〇年全国姓名报告》显示,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人。

如果把这个数据和2019年的1465万人相比,新生人口堪称“断崖式下跌”。

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Wind数据显示,自1990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一路下滑,从1990年的21.06‰降至2015年的12.07‰。

哪怕是“放开二胎”后,到了2018年,中国人口出生率甚至出现了1949年以来的新低——仅为10.94%。任泽平团队甚至估计:

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进入负增长。

前段时间刚发布的七普数据,也证实了这个趋势。

更重要的是,出生率不断下降的同时,我们的老龄化还在不断加剧。中国养老周刊曾做过预测,到2058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达到4.14亿的峰值,约占总人口的1/3。也就是说——

3个中国人里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在此之前,2022年,中国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中国甚至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深度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人口危机的苦果,日韩等国家已经先我们一步品尝到了。

生育率的走低,将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老龄化、经济增长乏力、未富先老、劳动力短缺……

生育问题,正在成为这个古老民族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如此局势下,放开三孩、鼓励生育,已经成为计划生育新的号角。

3

不是不想生,而是不敢生

扑面而来的人口危机,高层很早就意识到了。

从计划生育的放松,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现在的“放开三孩”,鼓励人们生育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

奇怪的是,尽管呼声震天,但年轻人的回应似乎只有一个——不想生。

但与其说是不想生,不如说是不敢生。看看下面这个账单,足够令人颤抖——

当房价、教育和医疗“三座大山”把人们牢牢压住,敢生孩子的都是勇士。

由此可见,要想提高民众的生育意愿,归根结底,还是要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从产检、生产到奶粉、月嫂,从幼儿教育到学区房,都应该是重点发力的方向。

如果能真的把这些落到实处,“低生育率陷阱”也是可以破解的。

根据苏宁金融研究院的统计,2008年后,白俄罗斯、瑞士、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多个欧洲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回到了1.5以上。从数据上看,这些国家已经摆脱了“低生育率陷阱”的困扰。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国家在提高生育率方面的大量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提供经济支持,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负担,包括现金奖励、抚育津贴、教育津贴、税收减免等;

2、减少父母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问题;

3、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等等;

4、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

当然,更重要的应该是发展经济,大家有钱了,自然更愿意生孩子。

相比于单纯地放开生育,提高老百姓的生育意愿,更为重要。

当然,关于这些,《决定》中的“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部分已经提到了一些措施,比如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比如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比如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希望这些都可以真正落地。

4

尾声

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放开三孩并不等于完全放开生育,这依然是计划生育的一个表现。

但回顾过去我们会发现,计划生育已经来到了一个转折点。

1957年,马寅初发表了一篇名为《新人口论》的文章,文中强调:

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倘若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长,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

在“人多力量大”的氛围下,马寅初的主张遭到普遍批驳。但种子已经埋下,

改革开放后,这个观点得到平反,计划生育横空出世。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下降到2010年的1.18。

时至今日,我们最担心的问题成了:大家为什么不生了?

现实已经给出了答案。看着永远也追不上的房价、看着“一生孩子就濒临破产”的巨大焦虑、看着“军备竞赛式”的教育开销、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钱包……

他们或许不是不想生,是真的不敢生!

也许,正如那句话——

贫穷,是这一代人最好的避孕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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